由此可见，聚类0和1体积不大，峰顶为红色，说明文献虽然不多，但研究主题高度一致。从内容上看，聚类0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口腔卫生、生存质量、病人满意度。聚类1主要是关于整体医学、女性健康、心理适应、健康促进等。聚类2体积中等，峰顶浅蓝色，说明文献量不大，研究主题松散。进一步分析文献，发现主要关注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糖尿病、痴呆、远程医疗、病人教育、家庭医学、初级卫生保健等内容，说明研究者所关注的议题比较宽泛。聚类3、4、5、6体积较大，峰顶黄色，说明文献数量较多，研究主题较为一致。聚类3主要集中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抑郁症治疗和焦虑治疗方面。聚类4主要是关于远程监护在改善慢性病患者情绪以及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方面的作用。聚类5主要关注卒中恢复期病人的体能恢复、生活质量改善问题。聚类6主要关注健康态度、肥胖、健身与身体素质等。

由此，笔者发现临床医学人文实践研究有着特殊的关注面，即主要关注的是癌症、慢性疾病、心理疾病等深层次的个体化问题。的确，如何提高这类病人的生存质量，既需要医学技术的应用，也需要人文艺术的支持。例如，Woodruff[2]指出联合癌症学、生殖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等方面专家，可帮助年轻的癌症病人获得最合适的信息，获取生育的机会，并在未来建立家庭。人文学者因此可以直接参与癌症病人的治疗与康复进程。此外，社区医疗的人文实践研究也受到较多关注。由于慢性病的日常医疗往往是在社区医疗机构进行的，社区医疗实践也不仅仅是打针、给药，而是更好地组织与管理病人。如Bunting等[3]连续5年观察了207名参加了社区医疗管理的成人哮喘病人，评估其临床、人文和经济效果。

1.3方法更加多元

在理念上，国际学界已普遍认为医学人文教育应该贯穿医学生教育全过程。2003年，美国Academic Medicine杂志特刊专题讨论了各国和地区医学人文教育的情况，其中多篇文章介绍了各自学校医学人文的全程教育[4-6]。从教学内容上，除了医学史、医学伦理等传统的核心课程外，叙事医学、艺术和医学、文学和医学已成为促进医学人文和临床融合的重要方法，而且形式更为多样。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医学院通过叙事医学和创意写作来提高医学生的共情能力[7]。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尝试提出了图像病史（graphic pathographies）的概念，在医学人文教育中，运用漫画形式的图像病史来提高医学生的观察和理解能力[8]。《医学人文》杂志曾先后发表过多篇通过电影、视频和漫画等可视化艺术形式来进行医学人文教育的文章。

在研究方法上，医学人文领域也引入了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例如，Staricoff[9]用定性和定量方法评价艺术对医学的作用，发现在医护教育和培训中加入人文艺术课程，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素养，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他们在日常医疗工作中更为仁慈，更有共情力。Shapiro等[10]通过评价医学生、医生观看医学戏剧后的表现，发现这种形式可以提高他们对疾病体验的理解，与病人共情，使他们对生命和疾病产生新的视角。另外，大数据时代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

2

数字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资源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实体馆藏文献的数字化、数据库建设、网络信息资源的建设，使海量信息资源的共享成为可能。在大数据时代，医学信息的产生、收集、存储、分析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给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也带来了变化。

2.1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传统的实体馆藏资源和纸质文本资料，存在利用效率低、服务滞后、智能检索性差等缺点，难以满足大数据环境下医学创新对信息的要求[11]。数字革命使资料的获取、分享及检索更为便捷，医学数据采集的范围、种类、数量和渠道更为多样化，给医学人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例如，在医学史研究方面，如何利用早期医学记录的数字资源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Kassell[12]通过研究数字化的17世纪的8万个占星术例（历史上幸存的最庞大的医学记录之一），演示了数字革命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及对知识生产的贡献。

2.2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及方向

有了大数据的资源，如何进行信息挖掘分析才是关键。医疗大数据也为医学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Michel等[13]在2011年提出了文化组学（culturomics）的概念，从基因组学中得到启发，认为可以像通过分析遗传基本单位来解释生命和疾病本质一样，通过分析海量文本数据，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规律。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医学人文学科，以拓展对医学思想、文化演变规律的认识。例如，葛海涛[14]采用数据库检索与关键词分析的方法，结合传统的史料分析、数据处理手段，以“概念”为主要研究单位，挖掘《大医精诚》中医德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及其深层宗教、文化内涵。此外，丰富的临床案例数据，包括病人的就诊信息、病历统计、医疗纠纷信息等，极大地扩充了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同时，智能手表、手机等可穿戴式设备的健康记录及社交网络分享，将个人的健康信息置于非常易于泄露的境地。如何在这样的“透明”文化中维护信息安全，保护病人的隐私和权利进行知情同意，也可以是医学人文研究的新方向[15]。

2.3对医师职业精神和医学人文教育的挑战

医学系统的数字化及社交网络媒体的兴起，也给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方式带来了挑战，从而产生了“数字职业精神”（digital professionalism）这类新名词，见图2。在21世纪初，已陆续有对数字时代的职业精神的关注[16]，先后出现了电子职业精神（e-professionalism）[17]、在线职业精神（online professionalism）[18]、数字职业精神[19]等称法。2011年，美国医学会伦理与司法事务委员会召开了关于社交媒体和职业精神讨论会，并发布了正式报告，为医生和医学生提出了可行的指导原则[20]。美国《临床伦理学杂志》同期推出了专刊讨论这一话题，这也是2011年及之后